《易经》与科学无关–兼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

《易经》与科学无关–兼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
。《周易》体系,原是中国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建构的一个数字神秘主义体系。当然有一些先民的哲学观、伦理观乃至自然观,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毫无关系。这本来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,就像《花间集》、《西厢记》和现代科学毫无关系一样明显。
文/江晓原
《周易》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何影响、《周易》本身是不是科学、《周易》中有没有科学等等,所有这些问题,如果就事论事或意气用事地讨论,往往难以深入。鄙意以为,这些问题如果置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背景之下来思考,或许会得到一些新的理解。
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,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,根本就不是问题──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。例如,1915年任鸿隽在《科学》创刊号上发表《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》,1922年冯友兰在《国际伦理学杂志》上用英文发表《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──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》一文,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《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?》一文,意见都相同的。
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,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。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,“科学”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:“科学”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、实验方法、机构组织、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。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。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,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。事实上,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,甚至就根本没有“科学”这样一个词。
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,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──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。于是“有”、“无”两派,各逞利辩,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。
90年代初拙著《天学真原》出版后,逐渐被“无”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,不时拿它向“有”派挥舞──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,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,这被认为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“无”派提供了证据,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。
另一方面,“有”派的论证“也有许多高招”:
比如,先改变科学的定义,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(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),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。谁都知道,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,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,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,争论就没有意义了。
又如,因为“无”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,于是“有”派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,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,因此要么古代中国西方半斤八两,大家都没有科学;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──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。
国内“有”派人士所乐意采用的科学定义,经常是宽泛得无边无际,例如,将“科学精神”定义成简单的“实事求是”,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,但这样的“科学精神”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、各文明中都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——甚至在大猩猩那里也可以存在,这样的“科学精神”又有多少价值呢?如果论证出中国古代已经有了这样的“科学精神”,又能给我们增加多少荣光呢?所以采用这类宽泛无边的定义,只能使得“科学”概念庸俗化,却很难引导出有意义的结果。
又有些人士曾追问:如果古希腊有科学的源头,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,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,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,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?这一追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,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,其实只是没有作用的虚招,中国有一句成语“枯木逢春”──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一株枯木,逢春而新绿渐生,盛夏而树荫如盖,你怎么能因为寒冬时它未出现新绿,就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呢?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,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,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,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,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。又好比长江的源头在西部,但东流入海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,你怎么能要求它一下山就必须入海呢?
争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,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。
站在一些“有”派人士的立场上来看,一方面,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可以“提高民族自信心”──他们中有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将学术研究和“爱国主义”之类的非学术因素联系起来,试图使自己在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。另一方面,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还可以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,或者使他们的某些活动更具学术色彩。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《周易》、阴阳、五行、八卦、星占、炼丹、风水之类的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热情,他们热切地希望为这些“东方的智慧”正名,要让这些东西进入科学殿堂。他们相信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之类的“风水轮流转”——相信欧美在科学技术方面引领风骚的年代就要过去了,“轮也该轮到中国了”。而“轮到”中国后中国靠什么去引领风骚呢?他们认为就是要靠《周易》、阴阳、五行、八卦、星占、炼丹、风水之类的方术。所以他们指望的是,论证了中国古代有科学,就会比较容易为这些方术“正名”。
最后我们回到《周易》的问题上来。《周易》体系,原是中国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建构的一个数字神秘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里当然有一些先民的哲学观、伦理观乃至自然观,在中国古代也确实产生过很大影响,但它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毫无关系。这本来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,就像《花间集》、《西厢记》和现代科学毫无关系一样明显。
有些人总是喜欢谈论《周易》和二进制数学的关系,以此作为《周易》与科学有关的重要证据,另一些学者则非常认真地搞考据功夫,力图证明二进制数学并不是受了《周易》的启发才产生的。在我看来这些争论意义都不大。《周易》作为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,它恰好有符合二进制的地方,这并不能使它因此就具有“科学”的身价,甚至也不能使它因此就和科学联系起来。就像人们在鹦鹉螺的壳上发现有符合某种数学规律的曲线(自然界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),并不能因此就说鹦鹉螺是“科学”,更不会说那些数学知识是受了鹦鹉螺的启发才产生的。
至于中国科学为何落后(其实可能从来就没有先进过,曾经先进的是技术),当然不能归因于一两部古代典籍——事实上也没有人这样做。我倒觉得美国加州大学的Richard Baum的意见颇有参考价值,他认为文化上有五个因素造成了中国的“科学滞后”:一、传统哲学中认识论上的形式主义;二、传统哲学中方法论上的狭隘经验主义;三、现代中国流行的独断的唯科学主义;四、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官僚主义;五、行为风格中的强制性的礼教主义。其说并不仅着眼于古代,这是他比较高明的地方。“独断的唯科学主义”表面上把科学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(硬将《周易》攀附到科学上去之类的做法,也未尝不是受此影响),实际上却是对科学有危害的。
作者简介:
江晓原,1955年生于上海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、博导,科学史系主任,人文学院院长。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。学天体物理出身,后投身于科学史研究,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获科学史博士,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。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,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。已出版《天学真原》、《天学外史》、《历史上的星占学》、《回天——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》、《剑桥插图天文学史》、《中华科学文明史》、《江晓原自选集》、《天文西学东渐集》、《东边日出西边雨》等专著、译著、文集共20余种,还撰写了大量随笔、书评和杂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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